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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霍克海默认为，持实证主义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社会学科研究者将社会看成是各种事实的综合，并且非批判性地接受世界，这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批判的那种由于不懂得人的实践本性，而只是停留于解释世界的传统哲学理论基调是一致的。

1979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一项判决中指出必须取得患者对医生做出的全部诊断的、预防的以及治愈的措施的有效同意，这是法的要求。对于那些缺乏决定能力的患者而言，自我决定是不可能的,只能提供保护自治的假象，而父爱主义只能是点缀。

实际上，患者在信息获取与处理方面永远是弱者。然而，医疗科学即非万能，也非无侵害。主观上，传统的医疗父权主义模式下医患关系所依托的信任机制已经面临瓦解。（3）值得注意的是，在医患关系倒向法律父权主义模式后，医疗实践时常不经意就忘了医疗父权主义模式的合理性，也忽略了凭据理想模式对医患关系作评判——而只将法律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在这种所谓的法律父权主义模式中，患者被假想为理性之人，能自我权衡利弊，也能自我承担风险。

该法典标志着知情同意作为一项医疗法律规则在医学试验领域被认定下来，开始受到法律的保护。以法律干预的形式要求患者以权利语言界定自己与医生之间的关系并不现实，除了压迫传统医疗父权主义的地盘、疏远了患者与医生的关系，不能给患者带来真正的安全。所谓反思平衡就是把各种判断、原则、要素进行反复比较，当它们之间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就对它们作一些限制、修改，最终实现所有判断、原则和要素之间的融贯。

但现实中，法律权威的确需要理论上的正当化，否则法的效力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人们为什么要遵守法律也自然会受到质疑，不同时代的法学家们也正是基于各自的进行了尝试性回答，一部法哲学史也就成了一部追问法律正当性的历史。反思平衡既表达了一种思考过程，又提供了一种标准。一个行动者在某些情形下实施一个行动能被看成一个事实，并且也许可以认为，理由是诸事实之间的关系。实践哲学是上个世纪开始首先在西方复兴的哲学思潮，它主要以人类行为或人际交往领域为研究对象。

[14]拉兹的原话是：我们通常把行动理由看成是一个人在某些条件可获得之时而实施一个行动的理由。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正当性问题根本而言就是为法律寻找真正得以在社会生活中安身立命即法的有效性的理由，一种广泛的社会适用性或社会有效性的理由，包括形式或系统化的有效性、实效和价值论上的有效性或可接受性，它侧重的是法律实践状况。

实现这种融贯性的具体途径就是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第三，反思平衡的多元主义的分析策略。[7]转引自周濂：《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10页。[2]也正因如此，自韦伯以来，包括其同时代的涂尔干、尼采、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等在内，各种现代或后现代法学思潮一直警惕这种理性化梦魇，并一直在寻找挣脱这种理性铁笼的出路：反思并重构理性主义。

而科学技术一般说来只关心手段，它无法证明目的的正当性，无法证明什么是应当的，什么是不应当的。[4]参见徐亚文：《实践法理学与环境法学的新视角》，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他说：民主决策和法律之所以是正当的，不是因为它们是正义的，而是因为它们是按照一种为人们所接受的正当的民主程序而正当地制定出来的，正当性和正义是相分离的两种概念，正当性允许有一定范围的不确定的不正义存在，而正义则不然。但是，强调认识与真理的条件性不等于走向任何一种形式的相对主义。

不必也不应当相信人类社会的法律问题，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或无需对症就可下药且能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区别于既往的以法学的基本范畴为立足点的纯思辨意义上的法哲学比如权利的法哲学、义务的法哲学、正当程序的法哲学等等，部门法哲学的研究则是以具体的部门法范畴比如罪刑法定、意思自治、某个具体法律条款的适用等为立足点，对部门法进行特定时空下法律性质和功效意义的现实主义的反省和自觉。

[13]李志江：《作为伦理学方法的反思平衡：意义与局限》，载《科学·经济·社会》2006年第4期。一切科学结论都是现实的社会、文化、历史等多元语境的产物，没有绝对的、客观的科学认识和科学真理。

  内容提要: 作为侧重解构、批判和反思现代部门法学的理论产物，部门法哲学的使命就在于驯化法律，为人类的法律生活找回栖居的意义和秩序。[12]苏力：《语境论—一种法律制度研究的进路和方法》，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1期。再次，将这种正当性标准贯穿于人们的社会行动和法律正当性论证中，成为解构、批判、反思和重构各部门法体系的普遍动力。这显然是借用美国哲学家罗尔斯的著名术语来说的，用在此处指的是部门法哲学应当以反思为本，并综合各现实条件和因素进行均衡性考虑，以期为部门法的正当性提供可以信赖的证成。人们应当从实践而非纯理论的角度深入探讨各部门法制度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变迁的条件也即其具体语境，每一个制度形式都充满了对现实特殊境遇的凝炼。正当性即是一种融贯性。

只有良法才存在正当性。其次是发现为人所普遍接受的某种正当性论证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共前提，形成普适的最低限度的正当性标准。

[8]值得注意的是，正如罗尔斯所指出的，正当性与正义是两种不同的评价方式。它要诀别既往部门法学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注释法学研究理路，反思、批判传统部门法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引下，重构部门法学体系。

无疑，现代法律实际上正是借助和沿袭这样的形式理性的推动而发展起来，现代法治国，即是以形式理性法为内核，在完美的法律设计之下安排人们的生活。[11]参见本刊记者：《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研究纲领—访郭贵春教授与成素梅教授》，载《哲学动态》2008年第5期。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对现代法律做出哲学思考，或确证或反思或批判其哲学前提，深层追问其理论基础，包括其正当性、合法性，[3]超越既有的理论前提，以确保理论基础的与时俱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和确立新的关于法律的理论。显然，这里的现实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时空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思想内容的问题、一种批评方法论的问题，融入了对特定时空下人类生存的意义追问与对人类处境的无限关怀，具有浓厚的审美化追求。部门法哲学是这样一种哲学：它们采用理论方法去研究法律的特殊领域或特殊方面，或者以聚焦法律环境中的道德关怀或政治关怀的方式来处理法的一般理论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哲学属性，同时又以法律知识为基础，致力于对现实法律和法律制度的批判和改革。出处:《法学评论》2011年第6期 进入专题： 驯化法律 部门法哲学

每次伴随着适当的构成要件的前提以及限制的保留而提出相关基本权利的保障并不意味着成问题地减少了个人、教会或者宗教团体自我决定的发展。{78} 为了归人一个重要的总结词中，有关基本权利限制的复杂问题在这仅被简化为：在法律实践中基本法Art.140 i. V. m. Art.136 Abs.1 WRV中的明确的保留最后也应该被运用到基本法Art.4 Abs. l和Abs.2之上。

基本权利赋予多元主义以明确的空间并且尝试依据法律合适地来安排它。相对于宗教或者世界观上的自我理解，更强化的保护一般法律有效性请求的类似清晰的论据至今在德国仍不清楚。

因为每个积极的宗教或者世界观的信仰决定已经镜像地包含了与之相对立的观点否定其本身。因为基本法的Art.4 Abs.1和2不仅包括已知的和被证明了的或者能得到多数票的信仰立场。

Roman Herzog, Art.4, in： Maunz/Duerig/ Herzog u. a.，Gurndgesetz, Kommentar.27. Lieferang, Muenchen 1988，Rdnrn.1,11 ff.,53。这样的实际情况使得在当今观察与宗教和世界观自由相联系的问题时，不能仍然毫不迟疑地就出自和平相处的视角和带着联邦德国在头十几年里的问题意识了，因为头十几年的问题至少表面上仍然受到宗教的基本结构里一定程度的同质性的影响。{42}但是在这点上表现得却不尽如人意,法院尽可能地回避了新的分组在基本法Art.4 Abs.1和2.的意义下在多大程度上具体地可以成为适格的（qualifiziert sind）这个问题。如同基本法的其他规则一样，涉及宗教和世界观的规范也不能被孤立地看待，而是应该在它的本质上被当作宪法整体的组成部分。

在这方面富有启发意义的是美国宗教法律上的新发展。{76}宗教和世界观自由的规范性的限制此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在个别情况下在它们的具体轮廓中）基于一个法官的决定被弄清楚或者被拒绝。

{70}否则就会形成把在多元的共同体社会中受制度制约的和不可放弃的在思想上公开的争论转移到司法层面上去的危险。此外为了避免法官任意性的表象，只要与宗教有关的类似的案情鉴于不同的宗教而在法律上被不同地对待，也形成了特殊的给出理由的需要。

在一个对所谓冲突的法律地位进行衡量的框架内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可以忽略它。{60}如同已经讨论过的——忽略在与宗教或者世界观表现出任何一种关联性的所有领域里与基本法 Art.2 Abs.l之间的必要界限的减少，伴随一个这样的处理的话并未考虑到基本法Art.4 Abs.1规范性上的不同内容。